2025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中《满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一二审定性存在变化：行为人满某某为上游犯罪团伙提供银行卡及资金转移服务，协助其转移涉案赃款。

该案的定性变化，恰恰体现了两个罪名的核心区分逻辑：一审法院最初认为，满某某提供银行卡为上游犯罪接收赃款，属于为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因此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满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但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满某某并非在上游犯罪实施前提前提供账户供上游接收赃款，而是在上游犯罪已经既遂、赃款已经到账后，才协助上游将已经到手的赃款进行拆分转移，其行为属于事后的赃款处置，而非事中的犯罪帮助，因此依法提出抗诉。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抗诉意见，将罪名改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这一案件，正是三个罪名定性争议的典型缩影：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称 “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下称 “掩隐罪”）与洗钱罪，均属于为上游犯罪提供事中支持或事后处置的下游犯罪。三者在行为方式上存在高度的交叉，导致司法实践中定性争议频发 —— 相同的资金转移行为，在不同的案件中，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定性结论，进而导致量刑的巨大差异：帮信罪最高仅能判处 3 年有期徒刑，掩隐罪最高为 7 年，而洗钱罪最高可达 10 年，一旦定性错误，将直接导致量刑的天壤之别。

因此，厘清三者的司法认定边界，对于实务中的准确定性、避免量刑失衡非常重要。本文结合现行有效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三者的司法认定边界进行系统梳理，为实务中的定性提供的参考框架。

在讨论区分规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三个罪名的规范基础与核心构成要件，所有的定性区分，均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接下来，我们对三个罪名的构成要件进行逐一的拆解：

（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网络犯罪的帮助犯

帮信罪的规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称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该条规定：

根据该条及配套司法解释，帮信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如下：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根据相关规定，单位实施帮信行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处罚。

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帮助，此处的明知包括明确知道与应当知道，司法实践中会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交易行为的异常性等因素进行推定。

本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了为上游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具体包括两类：

▷ 技术支持类：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 业务帮助类：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业务帮助。

同时，本罪要求行为达到 “情节严重” 的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 号）第十二条，“情节严重” 包括以下情形：

本罪的上游犯罪，仅限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 也就是说，上游犯罪的实施，必须以信息网络为载体，比如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非法经营等。如果是线下的传统犯罪，比如线下的盗窃、线下的贪污，为其提供帮助的，无法构成帮信罪。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赃款处置的一般犯

掩隐罪的规范基础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该条规定：

掩隐罪是所有下游犯罪中的一般条款，其核心构成要件如下：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

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要求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此处的明知同样包括明确知道与应当知道。

本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具体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及其他的掩饰、隐瞒行为，比如资金转移、取现、藏匿等。

本罪的入罪与量刑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下称“《2025掩隐解释》”）的规定：

▷ 入罪标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即可立案追诉；

▷ 情节严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罪的上游犯罪，没有任何限制—— 所有的犯罪，不管是传统的盗窃、诈骗、赌博，还是金融犯罪、职务犯罪，只要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都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

（三）洗钱罪：赃款漂白的特殊犯

洗钱罪的规范基础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2020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了自洗钱入罪规则，2024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 号，下称 “《2024 洗钱解释》”），进一步细化了洗钱罪的适用规则。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与其他两个罪名不同的是，上游犯罪的行为人本人，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 也就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的 “自洗钱入罪”，上游犯罪的行为人自己实施漂白赃款的行为，同样构成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

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要求行为人明知是法定 7 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并且具有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目的，这是本罪区别于其他两个罪名的核心主观要件。

根据《2024 洗钱解释》第三条，此处的 “明知”，同样包括知道与应当知道，司法实践中，会结合行为人的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进行推定，比如：

本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洗钱行为，也就是漂白赃款的行为，《2024 洗钱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典型的洗钱行为，包括：

本罪的量刑标准，根据《2024 洗钱解释》的规定：

▷ 入罪标准：没有金额门槛，只要实施了洗钱行为，即可立案追诉；

▷ 情节严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 “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罪的上游犯罪，仅限法定的 7 类特定犯罪，这是本罪最核心的限制，非该 7 类犯罪的赃款，无论如何处置，都无法构成洗钱罪。这 7 类上游犯罪具体为：

1. 毒品犯罪

2.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3. 恐怖活动犯罪

4. 走私犯罪

5. 贪污贿赂犯罪

6.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取贷款、信用卡套现、内幕交易、逃汇等金融领域的犯罪）

7. 金融诈骗犯罪（包括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等金融领域的诈骗犯罪）

根据《2024 洗钱解释》第十二条，该 7 类上游犯罪的范围为法定的强制性限制，不得随意扩大，普通的诈骗罪、盗窃罪、赌博罪等，均不属于该范围，因此，这些犯罪的赃款，无法构成洗钱罪。

基于三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差异，还可以从以下四个核心维度，对行为的性质进行精准的区分：

（一）维度一：上游犯罪的范围

这是所有定性中，最基础、最前置的区分标准，行为人可以首先通过上游犯罪的范围，排除不可能的罪名：

▷ 如果上游犯罪不是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那么直接排除帮信罪；

▷ 如果上游犯罪不是法定的 7 类洗钱上游犯罪，那么直接排除洗钱罪；

▷ 只有当上游犯罪是所有犯罪的时候，才会考虑掩隐罪。

举个规范层面的例子：

▷ 如果上游是线下的盗窃犯罪，那么：

• 首先，上游不是信息网络犯罪，排除帮信罪；

• 其次，上游不是 7 类洗钱上游，排除洗钱罪；

• 最终，只能定性为掩隐罪。

▷ 如果上游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7 类洗钱上游之一，同时也是信息网络犯罪），那么：

•帮信罪、掩隐罪、洗钱罪都有可能，需要进一步区分。

（二）维度二：行为的时间阶段

在排除了部分罪名之后，接下来，可以通过行为的时间阶段，进一步区分：

▷ 帮信罪的行为，是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的事中帮助—— 也就是，上游犯罪还没有完成，行为人协助上游提供支持，帮助上游完成犯罪，没有该帮助，上游犯罪的实施可能就会受到阻碍；

▷ 掩隐罪和洗钱罪的行为，是上游犯罪完成之后的事后处置—— 也就是，上游犯罪已经既遂，上游行为人已经拿到了赃款，行为人协助其处理该赃款。

比如，同样是提供支付结算：

▷ 如果上游的非法集资还在进行中，行为人协助搭建支付通道，帮助上游归集资金，该行为属于事中的帮助，符合帮信罪的行为特征；

▷ 如果上游的非法集资已经完成，上游行为人已取得犯罪所得，行为人协助转移该赃款，该行为属于事后的处置，符合掩隐罪或洗钱罪的行为特征。

（三）维度三：主观目的的差异

如果上游刚好是 7 类洗钱上游，那么接下来，需要通过主观目的，区分掩隐罪和洗钱罪：

▷ 掩隐罪的主观目的，是把赃款藏起来，阻碍司法机关追查，也就是，只是窝藏、转移赃款，没有改变赃款的性质，赃款仍为赃款，只是难以被追查；

▷ 洗钱罪的主观目的，是把赃款洗白，改变其来源和性质，也就是，将犯罪所得包装为合法的收入，切断其与上游犯罪的联系，使资金看起来具备合法的来源。

比如，同样是处置非法集资的赃款：

▷ 若行为人仅将赃款转移至本人账户藏匿，阻碍司法机关追查，该行为符合掩隐罪的主观目的；

▷ 若行为人将赃款用于购买虚拟货币并转移至境外，将其包装为虚拟货币交易的合法收入，该行为符合洗钱罪的主观目的。

（四）维度四：保护法益的差异

这是三个罪名最底层的区分，也是司法机关定性的底层逻辑，当实务中对行为性质存在疑问时，可以从法益的角度倒推：

▷ 帮信罪，保护的是信息网络的管理秩序，行为人协助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破坏了网络的管理秩序，因此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 掩隐罪，保护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行为人藏匿赃款，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查案、追赃工作，因此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 洗钱罪，保护的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反洗钱监管秩序，行为人将赃款漂白并注入金融系统，扰乱了金融秩序，破坏了反洗钱监管，因此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也因此，洗钱罪的量刑是三者中最重的。

很多实务中的情况，行为人的行为，可能同时符合多个罪名的构成要件，比如，行为人帮信用卡诈骗的人做支付结算，上游是信用卡诈骗（7 类洗钱上游，同时也是信息网络犯罪），行为同时符合帮信罪的支付结算帮助、掩隐罪的赃款转移、洗钱罪的赃款漂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定性？

针对这个问题，《2024 洗钱解释》第六条，给出了明确的处理规则：

该规则，确立了 “特殊优于一般” 的处理原则：

1.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已经符合了洗钱罪的构成要件，那么优先认定为洗钱罪，不再认定为掩隐罪，也不再认定为帮信罪；

2. 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不符合洗钱罪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才会进一步区分帮信罪和掩隐罪。

这个规则的立法逻辑在于，洗钱罪是针对特定上游犯罪、特定漂白行为的特殊罪名，其规制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远大于一般的帮信和掩隐行为，因此，优先适用特殊的罪名，进行更严厉的处罚。

除了上述的区分规则之外，在实务的认定中，还有两个需要注意的要点：

（一）上游犯罪的认定标准

根据《2024 洗钱解释》第七条，洗钱罪的认定，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但是，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的，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

也就是说，上游犯罪的行为人，是否已被生效判决定罪，不影响下游洗钱罪的认定，只要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就可以认定下游的洗钱罪。这个规则，同样适用于帮信罪和掩隐罪。

（二）明知的推定规则

三个罪名，都采用了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明知推定规则，也就是说，行为人不需要明确承认知晓赃款性质，只要行为符合异常的特征，司法机关就可以推定其明知。

比如，若行为人协助他人转移资金，对方支付明显不合理的高额手续费，或者要求行为人快进快出的拆分转账，或者拒绝配合身份核查，这些情况，均会被推定行为人应当知道是赃款，进而认定其具有主观明知。

值得注意的是，《2025掩隐解释》特别强调，司法机关在审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时，要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参考资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 年修正）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 号）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 号）

5.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 年修订）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2025 年），来源：12309 中国检察网，https://www.12309.gov.cn/12309/C015/19674702151933419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