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办律师：北京办公室  邵筱雪

有期徒刑两年零七个月，缓刑三年。

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期间，陕西某公司山西分公司在无金融部门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公司业务员以口口相传等方式，宣传公司销售返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投资项目，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向不特定的群众非法吸收资金。

被告人刘某系山西分公司营业部总监，涉及向150余人非法吸收资金两千余万元。案发后，刘某主动投案自首，在侦查阶段退赔全部违法所得。

争议焦点

焦点一：在共同犯罪中应当根据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区分主犯、从犯，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只根据吸收金额来确定量刑，忽略了对主犯、从犯的区分。本案中，刘某应当认定从犯。

焦点二：本案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

焦点三：本案是否量刑过重？

争议难点

难点一：本案涉及集资参与人上百人，集资参与人的情绪较为激动，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被告人与集资参与人之间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难点二：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类案件越倾向于重判。鉴于此种背景，为被告人争取轻判的难度较大。

1.程序上，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才接受委托，而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量刑建议是四年，量刑情节除犯罪金额外，仅有自首和退赔退赃，刘某认为量刑过重，未做认罪认罚。辩护人介入后，通过阅卷和会见，认为通过认罪认罚仍有争取减少刑期的可能。

2.实体上，刘某虽然是营业部总监，但对公司的整体业务、投资去向、资金流向等并没有决策权，其实际上只是一个打工者，在整个案件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从犯。辩护人指出检察院未认定刘某的从犯身份，主张判决时予以认定。

3.从法理情的角度，刘某本人也向涉案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其既是被告人，也是“被害人”。如今不仅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还面临牢狱之灾。辩护人主张，司法不仅要惩罚犯罪，更要教育挽救犯罪人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不同地方存在极大的量刑差异，这种量刑差异体现在对主、从犯的认定上以及是否判处公司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等各个方面。随着办理的非吸案件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对于非吸案件越倾向于重判。但我们认为这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刑事司法原则。

作为辩护律师，在面对当地的司法惯性时，要坚持正确的辩护观点。这种坚持会引发与当地司法体系、司法观点的碰撞，而这种碰撞也许正是带来改变的重要一环。本案最终能为被告人争取到缓刑的结果，正是得益于这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