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8月21日公布施行）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应当采取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由投资者书面承诺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应当制作风险揭示书，由投资者签字确认。”第十七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行销售或者委托销售机构销售私募基金，应当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私募基金进行风险评级，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该两条规定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行销售私募基金时应当承担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具体包括：（1）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即了解客户；（2）对私募基金进行风险评级，即了解销售的产品；（3）保证两者相互匹配，即将合适的产品销售给风险匹配的客户。

（一）管理人未尽适当性义务的监管案例

（二）管理人未尽适当性义务的司法案例

（三）监管及司法实务观点汇总

1.基于以上的规定、监管案例及司法裁判案例来看，基金管理人的适当性义务包含了三个方面：

一是了解投资者的情况，根据自然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各自特点，向投资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投资者信息表，并设计风险测评问卷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最终根据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将普通投资者由低到高至少分为 C1（含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C2、C3、C4、C5 五种类型，并在评估工作结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资者风险等级评估结果。

二是管理人或委托的募集机构对基金管理人的成立时间、治理结构、资本金规模、管理基金规模、投研团队稳定性，资产配置能力、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性及执行度等以及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结构（母子基金、平行基金）、投资方向、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存续期限等综合情况，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基金产品或者服务进行风险分级，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等级要按照风险由低到高顺序，至少划分为：R1、R2、R3、R4、R5 五个等级。

三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进行适当性匹配，即C1 型（含最低风险承受能力类别）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1 级基金产品或者服务，C2 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2 级及以下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C3 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3 级及以下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C4 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4 级及以下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C5 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所有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因此，如果管理人在募集过程中，缺少了了解投资者具体情况、基金产品所存在风险的充分告知义务中的任何一步，即视为基金管理人未能尽到适当性义务。

2.司法实践中大多认为，管理人的适当性义务和其告知义务不能等同，不能因为管理人履行了了其中某一项义务而豁免其另一项义务：

在(2022)沪74民终1235号判决书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告知说明义务旨在缓解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从程序上保障投资者能够做出‘知情的同意’，而适当性义务则是防止卖方机构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推荐不适合的产品，对其课以确保投资建议适当的实体性义务。”

在(2024)沪74民终619号判决书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适当性义务是指销售机构B公司在向沈*等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私募基金产品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告知说明义务是指金融机构在推销金融产品时，应该向金融消费者充分说明与金融产品相关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合同的主要内容等重要事项，使得金融消费者对所要投资的金融产品有足够的认识来做出投资决定。”

同样的还有在(2024)沪74民终681号判决书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告知说明义务与适当性义务不尽相同，告知说明义务更为强调对投资者信息的披露，通过要求募集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所需的必要信息从而减少信息失衡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促进交易公平。《九民纪要》第七十六条规定，‘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是金融消费者能够真正了解各类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或者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的投资风险和收益的关键。’《资产管理合同》中虽在‘风险揭示’该部分对投资风险予以告知，但法院认为载明的内容均是某某公司1提供的通用的一般性条款，未能体现涉诉私募基金的类型及风险等级等具体内容，即不能体现某某公司1向李某投资人告知说明内容，如项目不能上市风险等，故虽然李某作为投资人在《资产管理合同》中签字，亦不能认定某某公司1履行了完整的告知义务。”

3.司法实践普遍认为,“买者自负”以“卖者尽责”为前提，在基金管理人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情形下，投资者自愿承担风险的承诺不能作为管理人免责的依据。

比如在(2024)沪0106民初7395号判决书中，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被告某某公司1未充分履行适当性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该行为与原告财产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对原告所受的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实际损失应为损失的本金和利息。”

其他持同样观点的裁判案例还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15312号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55176号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57608号判决书、(2021)京0105民初71868号判决书等。

4.基金管理人自行募集时要履行适当性义务，如存在委托其他机构募集的或有其他实质进行募集行为的机构的，该等机构同样要履行适当性义务。

比如在(2024)沪74民终619号判决书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本案沈*向销售机构B公司申请转化为专业投资者，但B公司未能提供相应材料，且从其提供的电话回访录音显示，B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仅告知沈*其申请成为专业投资者会不再提示产品的特殊风险，但并未明确说明相应风险的内容，不能免除B公司应当向普通投资者履行的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义务。”

在（2024)沪74民终250号判决书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虽然某某集团1（基金管理人的控股股东）并非《基金合同》签署方，亦未与某某公司1（即基金管理人）间签订书面协议，但某某集团1实际上系通过自身影响力，向投资者进行产品推介，其在案涉基金销售募集过程中与某某公司1构成实质意义上的代销关系。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管理人或管理人委托的销售机构销售基金前，应当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对私募基金进行风险评级，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因此，本案中，应由某某公司1或某某集团1向史某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2015修正）》第九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三款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一级《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第七条均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相关服务机构在履职过程中，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上述规定共同确立了私募基金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完整法律内涵，具体体现为相辅相成的两项核心要求：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

其中，忠实义务旨在规制利益冲突问题，其核心在于要求管理人必须将基金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确保行为目的的纯粹性；勤勉义务则着眼于管理人的能力与努力程度，要求其以合理的谨慎、技能及努力管理基金资产，如同对待自有财产一般审慎负责。二者共同构成了管理人信义义务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一）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监管案例

（二）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司法案例

（三）监管及司法实务观点汇总

1.基于以上的规定、监管案例及司法裁判案例来看，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贯穿于基金募、投、管、退各个阶段

除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的宗旨性、原则性的规定，监管机构通过更多具体的规定以正向“要求”、反向“禁止”的方式来将管理人的信义义务体落实到基金的不同环节，具体体现在：

2.从我们汇总的案例情况来看，实务中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情形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在募集阶段：未能进行合格投资者确认、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未进行充分的风险揭示、未能履行约定的冷静期和回访确认、未履行基金备案手续。

（2）在投资阶段：投前对投资标的未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就投资事宜未按照约定进行投资决策、未按照约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活动、投资过程中存在利益冲突/利益输送、关联交易事项未经决策。

（3）在投后管理阶段：未按照监管要求或合同约定进行信息披露、未落实约定的投资担保/风控措施、挪用基金财产、未及时按照约定进行期间分配、不公平对待不同的投资者。

（4）在退出阶段：未及时进行基金的清算、未及时按照约定启动底层项目的投资退出程序、在发生风险事项后未及时采取保全等风险保障措施、在业绩对赌条件触发后未及时要求回购方回购/财务司法措施。

（一）基金未完成清算是否影响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答：从现有的司法案例来看，近年来司法裁判机构更倾向于保护投资者权益，不再一味要求“先清算、再追责”，因此，基金是否完成清算不足以影响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核心争议：基金未清算，损失是否已确定？

从司法案例来看，当基金未清算时，管理人或销售机构最常见的抗辩理由是“损失尚未确定”。对此，裁判机构的观点不一，主要分为三种：

2.裁判机构如何认定“损失已发生”？

裁判机构在判断损失是否已确定时，会进行“穿透式”审查，重点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1）底层资产的真实状况：这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底层资产已无价值或收回可能性极低（如被恶意挪用、核心抵押物已灭失等），裁判机构会认为继续等待清算已无意义，从而认定损失已固定。

如在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2021)沪74民终1743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基金的清算结果是认定投资损失的重要依据而非唯一依据，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投资损失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认定损失。”主要理由包括：“第一，根据公司发布的《临时信息披露公告》及庭审查明事实，案涉基金资产已被案外人恶意挪用，涉嫌刑事犯罪，且主要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其次，《私募基金合同》约定，案涉基金的权益基础为明某企业对卓某公司的股权收益。现明某企业并未依照基金投资目的取得卓某公司股权，合同约定的案涉基金权益无实现可能。同时，根据《私募基金合同》中约定的清算程序，由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并在基金财产清理、确认债务债权后，对剩余财产进行分配。而现实客观情况是，募集的基金资产已经脱离管理人控制，清算小组也未接管基金财产。因此，考虑到基金清算处于停滞状态，无法预计继续清算的可能期限，且无证据证明清算小组实控任何可清算的基金财产，如果坚持等待清算完成再行确认当事人损失，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故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当事人损失已经固定，以投资款、资金占用利息作为损失基数，本院予以认可。”

（2）管理人是否存在严重过错或违约行为：如果管理人存在重大过错或根本违约，并且该行为是导致损失发生的主要原因，裁判机构更倾向于提前介入。

如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在(2023)沪0120民初20736号判决书中认为，“针对焦点二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被告未能充分尽到适当性义务……就勤勉尽责义务而言……首先，《上海马洲万象1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二条‘私募基金的投资’第（三）点“投资范围”约定：涉案基金应投资于于某某集团1某某公司7（以下简称某某集团1）股权，资金用于补充某某集团1流动资金。在资金闲置期间，可存放或投资于银行存款、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型基金。被告违反了上述约定，将涉案基金所募得的资金，出借给案外人张某2使用，该行为致使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的投资风险增大，系重大违约行为。其次，被告在案外人张某2无法还清款项的情况下，置投资人利益于不顾，在《还款协议》中放弃了对某某集团1、某某集团3、姜某、苏某等人的权利，严重违反基金合同的约定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足以认定其行为构成重大违约，被告某某公司1应就其未履行法定及约定义务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焦点三如认定被告存在违约，应该承担的违约责任范围。基于前述分析，本院认为被告在案涉基金投资过程中存在重大违约，并因此造成原告资金损失。因原告产生资金损失并非系正常投资风险导致，而系由被告违约行为所致，故应由被告向原告赔偿全部的投资本金及相关的资金占用损失。”

其他参考案例：北京金融法院（2023）京74民终1830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23）沪0120民初20885号。

（3）清算程序是否已实质停滞：如果管理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清算程序长期无法推进，裁判机构可能不再将完成清算作为前置条件，否则会变相鼓励管理人拖延。

如在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2024)沪74民终742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损失已确定，主要理由为：“案涉基金2017年1月23日发布清算公告，在向底层资产追索中，相关诉讼、仲裁已经结案，执行案件也陆续终结本次执行，投资者在2018年6月最后一次分配后至今未获清偿，故根据基金清算实际进展，可以认定损失客观发生。”

其他参考案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4）京0112民初30999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5民初11153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104287号、北京金融法院（2024）京74民终1052号。

综上所述，私募基金未清算，投资者仍有索赔的权利，管理人仍有被判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关键在于是否有证据证明“管理人存在过错”与“损失已实质性确定”这两个核心事实。

（二）私募投资基金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在私募基金投资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决定诉讼走向的关键。核心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基于管理人的专业地位和信息优势，法律对其也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举证要求。

从现有的司法案例来看，裁判机构一般都是基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5条的规定来要求投资者与管理人分别承担对应的举证责任。《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5条规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金融消费者应当对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遭受的损失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对其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不能提供其已经建立了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管理制度、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测试、向金融消费者告知产品（或者服务）的收益和主要风险因素等相关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结合规定及司法案例，具体而言，投资者和管理人要分别承担如下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1.投资者需举证证明的核心事项

（1）自身适格性：需提供合格投资者证明，如金融资产证明、收入证明、以及已签署的《风险揭示书》等，证明自己符合私募投资门槛并知悉风险。

如基金业协会官网《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上海仲裁委员会：基金仲裁典型案例（三）》载明¹，“本案中，一方面，基金管理人A已经要求Y提供相应的资产证明文件；另一方面，Y提交的金融资产证明包括证券和银行账户，合计金额超过300万元，形式上已经满足合格投资者的要求。即便如Y所述其并非合格投资者，也是由于其自身提供虚假证明，而不能苛求基金管理人A对Y主动提供的虚假资产证明进行过于严格的实质审查。”

（2）损失的存在：需证明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的损失，例如付款凭证、基金合同、份额确认文件以及管理人无法按期兑付或基金净值大幅下跌的证据。

如上海金融法院在(2021)沪74民终775号判决书中认为，本案投资者俞某在《资管合同》项下的委托资金计150万元，系因融资人A公司违约，导致“J15号”资管计划提前终止、相关信托计划提前终止、《资管合同》提前终止履行后至今仍未获得兑付。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客观状况，就此认定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损失确已产生，并无不当……本案中，涉及融资人A公司及其保证人多次违反《回购合同》约定的事项……而L证券公司作为专业的金融投资机构，在涉案“J15号”资管计划的风险控制上应当尽到专业审慎的注意义务，但该公司对上述事项却没有及时披露和控制相应风险，亦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回购合同》项下的义务得以履行，在维护投资者于《资管合同》项下的合法利益方面，存在一定的违约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涉案“J15号”资管计划尚未最终清算结束，但考虑到本案投资者已经产生损失的事实，在《资管合同》对于管理人如何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未约定具体的损失赔偿计算方式的情况下，为了填补投资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并结合L证券公司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L证券公司对本案投资者的赔偿范围为俞某投资本金的30％，亦无不妥。

（3）管理人的不当行为：需初步证明管理人存在违约或违法行为，如管理人存在虚假宣传、承诺保本保收益、未评估风险承受能力等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证明管理人擅自改变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投向禁止领域、未按约定披露信息等行为。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2021）沪0115民初49747号判决书中认定管理人通过补充协议承诺保本；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在（2020）粤0104民初5523号判决书中认定管理人未完成基金备案即募集资金，且注销资质后继续运作，构成重大过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苏01民终5949号判决书中认定管理人未披露基金撤销备案的重大信息，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等。

（4）因果关系的初步关联：需要证明投资损失与管理人的不当行为之间存在时间上和逻辑上的关联。

如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2020）鲁71民初150号判决书中认为，“在案涉基金合同履行过程中，金色木棉还存在未严格履行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和基金定期报告，向投资人揭示私募基金资产运作情况等违规违约行为，但该行为侵害的是侯某的知情权，与侯某未能如约实现基金投资预期收益并无因果关系。”

2.管理人需举证证明的核心事项

（1）管理人需要证明已履行“适当性义务”。

这是监管和司法审查的重点。管理人必须提供详细证据，证明其已对投资者进行了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测评、向投资者充分揭示了产品风险（《风险揭示书》签署是必须项）、所推介的产品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如北京金融法院在(2025)京74民终227号判决书中认为，案涉基金属于R4级基金产品，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C4，C5型的合格投资者，A资产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建立了金融产品的风险等级评估及相应管理制度、已向李×1进行了风险等级测试、已审核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等，应当认定A资产公司未履行适当性义务。

（2）管理人需要证明已履行“信义义务”。

这是判断管理人是否需担责的核心。管理人需就“投资决策的合理性”提供证据链，通常包括：详尽的尽职调查报告、合规的投资决策流程记录（如投决会纪要）、持续的投后管理记录（如跟踪报告、风险处置方案）。

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2021)京0105民初57608号判决书中认为，“第一，本案中，富某提交了募集说明书，案涉基金重点宣传北京市核心商圈的商业物业、抵押物价值、不良资产市值及不良资产处置实现的周期短等因素，虽然万方鑫润公司不予认可，但……万方鑫润公司未提供案涉基金募集阶段向投资人交付了真实客观的宣传资料以及对底层资产进行尽职调查等相关证据，故相应举证不能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同时，《不良资产收益权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对中恒天公司在芜湖恒一有限合伙留存的收益分配账户进行监管，万方鑫润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对收益分配账户进行了监管。综上，万方鑫润公司在募集宣传和投前尽调方面存在过错。第二，……虽然万方鑫润公司提交了投后管理报告，但万方鑫润公司未举证证明在不良资产收益权基金存续期内通过官网或者合同约定的其他方式向富某披露了投后管理报告，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在基金到期不能按期兑付后，万方鑫润公司在官网进行了相关公告，故万方鑫润公司未在投后管理阶段向富某尽到信息披露义务，构成严重违约。”

（3）若管理人主张损失由市场风险等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导致，也需提供相应证据。

如北京金融法院在（2025）京74民终35号判决书中认为，综合某基金公司已履行了基本的告知说明义务以及陈某具备一定投资经验的情况，本院认定，某基金公司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存在的适当性义务履行瑕疵不足以影响陈某的投资决策，案涉基金亏损的市场风险应当由作为投资者的陈某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在私募投资基金纠纷中，投资者需先“初步证明”损失和过错，而管理人则需“充分证明”自己已尽职履责，否则就要各自承担自己举证不能的后果。

（三）赔偿损失金额如何确定？

从现有的司法案例来看，裁判机构一般都是基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7条“【损失赔偿数额】”条的规定来确定基金管理人的赔偿责任金额。《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7条规定，“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当赔偿金融消费者所受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为损失的本金和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

比如在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2)鲁71民初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关于投资人赵某的损失数额：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7条：‘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当赔偿金融消费者所受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为损失的本金和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规定，基金管理人秃鹰公司应赔偿投资人赵某损失的本金和利息。对于投资人赵某的利息损失，……因《基金合同》约定并不保证基金能够进行固定收益分配，投资人赵某关于按照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计算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现有证据亦不能证实基金管理人秃鹰公司在《基金合同》的订立、募集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本案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

再比如，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2023)沪0120民初20723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被告在案涉基金投资过程中存在重大违约，并因此造成原告资金损失，且该等资金损失并非系正常投资风险导致，而系由被告违约行为所致，故应由被告向原告赔偿全部的投资本金及相关的资金占用损失。虽然案涉基金合同无保本保息承诺，但原告确因被告的违约行为产生了原本不应有的损失，该损失范围包含投资基金的本金，及长期占用资金的损失。故原告主张被告将支付的款项均用于充抵投资本金后继续返还剩余投资本金损失，及以剩余投资本金损失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2019年8月20日以后为同期一年期LPR标准）计算自投资日起的资金占用损失于法有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后续基金清算后原告获得的清算分配资金，应从上述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或充抵。”

综上所述，一般在管理人存在未尽适当性义务、信义义务等情形下，会裁决支持由管理人承担投资者的投资本金及该等投资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的赔偿责任。

（四）基金管理人免责的理由有哪些？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8条规定：“【免责事由】因金融消费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拒绝听取卖方机构的建议等自身原因导致其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不适当，卖方机构请求免除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金融消费者能够证明该虚假信息的出具系卖方机构误导的除外。卖方机构能够举证证明根据金融消费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金融消费者作出自主决定的，对其关于应当由金融消费者自负投资风险的抗辩理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比如，在北京金融法院(2025)京74民终35号 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适当性义务的核心是确保投资者实质知悉风险。监管部门对销售高风险金融产品录音录像的要求，是为了让投资者清楚知晓投资风险。某基金公司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对产品的风险提示说明过程虽未进行录音录像，但根据其提交的陈*签名的《投资者承诺书》《风险揭示书》《风险告知书》等文件，能够证明其已对基金产品的风险完成了实质告知。……从陈*的投资经验来看，在购买案涉基金产品之前，其曾购买过相关基金产品，从事过股权投资基金等风险较高投资行为等，且陈*在投资者声明处签字确认：作为该私募资金的投资者，本人已充分了解并谨慎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愿自行承担投资该私募基金所面临的风险。此外，陈*在庭审中也自认系合格投资者。因此，陈*在决定购买案涉基金产品前应当对潜在的投资风险具有一定判断能力。综合某基金公司已履行了基本的告知说明义务以及陈*具备一定投资经验的情况，本院认定，某基金公司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存在的适当性义务履行瑕疵不足以影响陈*的投资决策，案涉基金亏损的市场风险应当由作为投资者的陈*自行承担。”

再比如，在北京金融法院（2023)京74民终1830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某投资公司未尽到基金管理人的适当性义务与董*的损失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董*在不充分了解自身所投资产品的交易内容和交易风险的情况下，为追求私募基金的高收益，贸然支付投资款，其自身亦有一定过错。综上，法院认定董*应对自己的投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某投资公司对董*的投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

再比如，在上海金融法院（2024)沪74民终88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之前曾投资过理财产品，具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亦应当对投资风险与收益相当有一定认识和理解；并且，……2021年6月7日王某完成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评估结果为进取型），该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其当日购买的案涉基金产品风险等级（中风险）相匹配。故王某自身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综合考虑某某银行1虹口支行侵权行为、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某某银行1虹口支行应对王某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王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

综上，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责任认定，核心在于其是否充分履行法定义务、投资者自身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损失与双方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若管理人已尽责而损失源于投资者过错或无因果关系，则管理人可免责；若双方均有过错，则需根据各自过错程度及原因力比例分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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