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多数项目公司普遍存在未清偿债务。若某一公司（B公司）尚未结清其自身项目的工程款，却将名下房产抵偿给其他项目债权人，且在工抵房过户完成前，该房产被其自身项目债权人申请查封。此时，受抵房人能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等规定，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排除查封？我们结合以下案例进行分析。

（二）支持观点

（三）反对观点

观点总结：上述裁判反映了当前实务中的两种主流立场。支持观点认可跨项目工抵的法律效力，并严格适用执行异议规定进行审查，最终认定抵房成立；反对观点则倾向于认定跨项目工抵构成资产流失，损害债权人利益，进而否定排除执行的请求。

从裁判说理可见，尽管法院未单纯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驳回异议，但该因素仍是其心证的重要来源。笔者认为，处理此类案件，不应仅停留在“损害利益”层面，而应进一步判断合同是否因民法典154条（恶意串通）归于无效，或是否属于可依据民法典538、539条撤销的情形。若合同无效，异议人权利基础自始缺失，自然无法排除执行；若合同仅属可撤销，则撤销前仍为有效，应依执行异议规定判断是否符合解封条件。债权人应另案提起撤销之诉，待合同撤销后再申请执行。

由此引申至诈害债权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即存在诈害债权行为时，恶意串通制度与债权人撤销制度究竟该是竞合适用，还是应当排除适用？所谓诈害债权行为，通常指的是债务人或第三人通过欺诈，胁迫等不正当手段，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为此民法典538条、539条赋予了债权人以撤销权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权益。但从诈害债权的形式要件来看，恶意串通规则似乎也同样适用。如：债务人通过与他人串通实施以物抵债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利益。在最高院33号指导性案例中，最高院将此情形纳入到了恶意串通规则中，支持了合同无效的诉请。但也有学者批判该指导案例适用规则不当，应当适用债权人撤销制度，具体可以详见茅少伟教授的《恶意串通、债权人撤销权及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33 号的实体法评释》一文。从实务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赋予债权人竞合选择的权利，于本文况境下，更有利于债权人的权益保护目的实现，但从检索的论文来看，多数学者声音更倾向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应当为恶意串通规则的排除，相同情境下应当优先适用债权人撤销制度。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154条所规定属于“相对无效”，即只能由受害者在诉讼中提出，不能法院直接判令无效。因此若债权人未在诉讼中就提出合同无效的抗辩主张，法院亦不应主动进行审查，此时法院按照执行异议之诉的解释所规定规则判定即可。笔者认为法官应按下述逻辑对此类案件展开审理：

笔者认为，不能仅从抵债行为本身得出损害结论。在地产集团体系中，“集管资金、集管资产”是长期形成的行业惯例，法院通常不会轻易否定其合理性。判断是否实质损害债权人利益，应重点关注：原债务人是否对供房人提供资产补偿、供房人自身的资信状况等因素。

若原债务人已对供房人提供相应资产补偿（如商票、资金等），则供房人资产总量未实际减少，不构成对债权人利益的侵害。例如本人在广州中院代理的案件中，供房公司接受抵债房产的同时，原债务人以商票作为对价，资产形式发生转换，总额未减，故不影响债权人受偿。至于商票是否兑付、资金是否被抽回，应由主张损害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对方往往难以证明。

若供房人资信良好，其债权人仍可通过执行其他资产实现债权，抵债行为亦不构成实质损害。但实践中，供房人往往已陷入债务危机，抵债行为发生在其自身项目债权人起诉前，导致后续债权人执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