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我咨询的当事人、家属，甚至是作为证人的涉案人员，在即将或正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询问时，都会问出同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却并不轻松。作为律师，我们的回答底线是清晰的——绝不能教任何人串供、毁灭、伪造证据或者妨害作证，这既是职业道德的底线，也是法律的红线。因此，律师给出的标准回答，往往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

然而，“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每个人对“实事求是”的理解角度各不相同：有人理解为“把所有知道的全说出来”，有人理解为“只挑对自己有利的说”，还有人理解为“按照侦查人员期待的方向去说”，有的证人往往认为自己只是“路人”，随便说说就行了。更不用说，在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或询问时，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应变能力千差万别，有人紧张到语无伦次，有人急于解释反而越描越黑，有人在压力之下说出了自己都不确定的内容。

正是这些年在实务中反复经历的种种情形，让我深感有必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告诉那些即将或正在面对刑事调查的人：实事求是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有着具体的、可操作的边界和要求。做不到实事求是，往往不是因为当事人“不老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实事求是”在实际操作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下面我就结合法律规定和办案实务，谈谈在刑事案件中，接受讯问或询问时，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首先要明确的是，“实事求是”在刑事诉讼中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

对于犯罪嫌疑人，我国刑诉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就是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的法律来源。

对于证人，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同时，刑诉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作证，同样必须如实提供证言。

但很多人只看到了“应当如实”这四个字，却忽略了权利的另一面。

对于犯罪嫌疑人，刑诉法第一百二十条在“应当如实回答”之后还有一个但书：“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一但书意味着如实回答义务并不是无限制的。

对于证人，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可以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但证人证言的本质决定了证人的陈述范围，即证人只能就自己亲身感知的事实进行陈述。刑诉法解释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这意味着，证人对于自己不知道、不确定、只是猜测的内容，本来就不应该作为证言说出来，这既是“实事求是”的要求，也是证据规则的要求。

此外，刑诉法第五十二条还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于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你有权不被强迫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对于证人，虽然证人不涉及“自证其罪”的问题，但这一原则同样体现了刑事诉讼中保障陈述人合法权益的基本精神。

既要如实回答，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看似矛盾的规定实际上共同构成了接受讯问或询问的基本框架：你有义务就自己所知的案件事实本身如实陈述，但你有权拒绝回答超出你认知范围的问题，也有权不被强迫作出违背事实的陈述。

然而，在实务中，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边界。要么认为“必须回答一切问题”，要么“什么都不说”，要么觉得“随便说说就行”，要么因为害怕而回避或夸大。这些做法，都偏离了“实事求是”的真正含义。

在我看来，实事求是，是基于你对某一件事情客观真实的认知而给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既不能夸大，也不能无限缩小。你所陈述的，应当是你亲身感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而不是你的想象、猜测或推断。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不轻信”不等于“不信”。在司法实务中，一份经过被讯问人或被询问人签字确认的言辞证据，只要取证程序合法，就会被作为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进入诉讼程序。它不需要达到“绝对客观真实”的程度，只要在程序上是合法的，在内容上是明确的，就可以与其他证据一起作为定案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一旦你在笔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这份笔录就代表了你的真实意思表示。后续想要推翻它，不是简单说一句“我当时说错了”就可以的，而是需要通过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等复杂途径，证明取证过程存在违法情形或者笔录内容与你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这对于绝大多数当事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你的每一句陈述，一旦被记录、被签字确认，就可能成为一份无法收回的证据。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这不是道德要求，而是证据规则决定的现实。

理解了这些，下面的具体操作建议才有了真正的根基：

（一）允许“不知道”“记不清”“不记得”

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既然被叫来问话，就必须对每一个问题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否则就是“不配合”。于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他们开始猜测、编造、拼凑，最终说出了自己根本不确定的内容。

法律从来没有要求你必须知道所有事情。对于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这些关键要素，如果你确实不清楚、不记得了，你就可以如实地说“我不清楚”“我不记得了”。

（二）不要猜测，不要编造，不要主观臆断

在讯问或询问过程中，侦查人员可能会反复追问、层层施压，让你感到必须不断地给出解释。在这种压力之下，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自己也不确定的、只是“感觉可能是这样”的内容。

一旦你说出了这些不确定的内容，侦查人员就会把它记录下来。而你的口语表达和侦查人员的书面记录之间，往往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你说的可能是“我印象中大概是……”“我感觉可能是……”，但笔录上呈现的可能是斩钉截铁的陈述。

更隐蔽的风险在于，有些人为了“自证清白”或“解释清楚”，会在不知不觉中补充大量不确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本想解释清楚，结果却越解释越被动。

（三）不要替别人做判断

在讯问或询问中，侦查人员有时会问这样的问题：“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认为他是怎么想的？”诸如此类。

这类问题，绝对不能回答，因为你的主观判断并不客观。你判断的是别人的动机、别人的想法，这些东西你不可能真正知道。你所说的，充其量只是你的猜测和臆想。

这种替别人做的判断，一旦被记录并固定下来，不仅影响你自身在案件中的处境，还可能对案件中的其他人产生不利影响。你说出来的任何一个关于他人的猜测，都可能被当作一份“有效证据”来使用。

所以，对于涉及他人动机、想法的提问，最正确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刑诉法规定，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讯问人或被询问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被讯问人或被询问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这些规定赋予了每一个接受讯问或询问的人核对笔录、要求修改的权利。但在实务中，这一权利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行使。

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在长时间的讯问后已经身心俱疲，只想快点结束；有的人面对侦查人员不敢提出异议；有的人大致扫了一眼觉得“意思差不多”就签了字；还有的人根本没有仔细阅读，他们以为“口头说的没错就没有问题”。

但正是这种“差不多”“应该不会错”的心态，让无数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笔录是侦查人员根据你的口述记录下来的书面材料。你的口语表达和文字记录之间，本身就存在天然的表达差异。更不用说，如果笔录记载的内容与你实际表达的意思存在实质性偏差，而你未经仔细核对就签了字，那么这份笔录就将成为指控你或指控他人的重要证据。一旦签字确认，就意味着你认可了笔录内容的真实性。事后再想推翻，难度极大。

因此，核对笔录绝不是走过场，而是你必须认真对待的最后一道防线。逐字逐句地看，发现与自己的陈述不符的地方，坚决要求修改。侦查人员拒绝修改，你也有权拒绝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