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为何暂时不受管制"，先看美国出口管制的基本逻辑。美国现行出口管制体系围绕物项的跨境移动搭建。《出口管理条例》（EAR）管控出口、再出口与境内转移，规制的是物项的交付与流转，不是物项的使用。据此，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在长期的咨询意见与执法立场中，一贯不把云服务的提供视为出口：先进芯片的出口被禁止，但通过互联网远程使用境外数据中心内的同型芯片，原则上不触发许可义务。物项没有跨境，跨境的只是计算请求和结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云漏洞"（cloud loophole）。从立法材料看，这一结果源于成文法的空白：《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本身没有就远程访问作出规定。

但这一空白正在收窄，动向有三。其一，2025年5月BIS发布政策指引，提示向第三国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提供商出口先进计算集成电路、且明知该提供商将用于为总部位于 D:5 国家组（含中国内地，香港视同中国内地适用）或澳门的实体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且该模型可能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军事情报最终用途/用户的，可能触发 EAR 第744部分兜底条款（catch-all controls）下的许可要求。这是经第三国提供算力的间接场景。其二，据彭博社2026年8月初报道，BIS已开始对云算力租赁安排进行系统性审查，重点关注借租赁规避芯片管制的路径。其三，RASA法案拟将远程访问直接写入法律。

企业此刻需要做的，是判断自己在这一规则变化中的暴露面。

RASA法案的指向清楚。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法案通过时称，中国的AI发展"正得益于其对中国境外数据中心内美国芯片的获取使用"。法案宣传材料举出的适用场景同样是：一家中国公司租用海外数据中心内受美国管制的先进芯片集群，商务部可以要求许可。

按众议院通过的版本，RASA法案修订ECRA，在出口、再出口、境内转移之外增加第四种受控行为"远程访问"（remote access），定义包含四个要件：其一，主体为外国人；其二，经网络连接访问，包括互联网与云计算服务；其三，从物项物理所在地之外访问；其四，商务部长认定该物项的使用可能严重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主观方面，定义覆盖故意、明知、轻率、疏忽四档心态，条文同时声明不因此降低刑事责任所需的犯罪意图门槛。执法上，对在美国有业务或使用美国受控物项的云服务商及相关主体，均可能因违反远程访问限制而产生管辖效力；此类主体若违规，BIS可依据ECRA追究其民事与刑事责任。法案同时把"提供访问"（the provision thereof）纳入受控范围，提供接入服务的云服务商同样负有义务。

最终文本仍有变数。众议院版本覆盖面宽，云服务、软件即服务乃至人工智能模型接入均可纳入；参议院版本S.3519较窄，聚焦基础设施即服务与支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途的人工智能训练。程序上，H.R.2683已于2026年1月12日经众议院通过，现处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另有搭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推进的路径，业界普遍预期该法案于2026年年底前后完成立法，但参议院版自提交后始终压在银行委员会、无任何委员会实质行动，众议院版能否搭上NDAA、两院文本最终如何协调均不确定，时点仍有变数。

截至本文写作日，RASA法案尚未生效。以下分析均属前瞻性讨论。

（一）租的算力在不在管制范围内

RASA法案管的是对"受美国管辖物项"的远程访问，实践中最典型的物项，是境外数据中心内的美原产先进芯片及以其为基础的算力集群。边界问题随之而来：最低含量规则（de minimis）与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如何适用于租赁场景，受控与非受控芯片混布的集群如何切分，均有待BIS细则明确。例如，承租方按算力配额付费而非按芯片付费，集群中部分芯片受控时，访问是否受控、比例如何计算，现行规则没有现成答案。对承租企业而言，物项边界就是义务边界，这是租用前应最先问清的问题。

（二）"外国人"包括哪些人

这是企业判断自身是否受影响的第一步。从条文看，受控行为的主体是"外国人"，按ECRA既有定义，指不具有美国国籍或永久居留身份的自然人，以及非依美国法设立的组织，字面范围很宽；但立法材料与审查指向明确集中在四类：中国（含香港、澳门）、俄罗斯、伊朗、朝鲜（此处的列举沿用美国出口管制对"受关注国家"的惯常表述：澳门虽不列入 D:5 国家组，但与之并列适用；香港自2020年起视同中国内地，故均落入管制视野）。实务含义有三层：中国公民和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企业，当然在内；经第三国公司转手租用，不改变最终用户身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INF Tech经印尼电信运营商Indosat获取约2300块Blackwell芯片（相关服务器采购金额约1亿美元）；据《金融时报》报道，腾讯经日本Datasection租用Blackwell算力，合同额超12亿美元，覆盖其首批约1.5万块Blackwell芯片的相当部分。中间层不提供隔离，反而在事后审查中可能被评价为隐蔽安排。三是中资离岸主体、外籍人员在华任职企业等边缘情形如何认定，有待细则，现阶段宜按从严口径评估。

（三）法案会怎样落到企业头上

直接执法并不容易：网络访问经多层中介后，逐一还原真实用户在技术上存在困难，这也是"该法案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一说的依据。但企业的实际风险通常不走执法这条线，而是经由提供方的合规动作传导——云服务商自身在美国法下有暴露，会先于执法核查客户身份与用途、写入身份陈述与单方停服条款。对作为受限对象的中国租用人而言，具体风险可归纳为三类：

一是访问阻断与断供风险。提供方的合规动作对租用方的现实影响表现为开不了户、续不了约、服务在规则变化时被中止。相比收到罚单，租用通道本身消失来得更早、也更直接。

二是存量租约的溯及与重审风险。众议院通过版本未设祖父条款，法案若生效，既有租约可能被要求重新取得许可或面临中断；即便有过渡安排，提供方也会主动重审存量客户，租约存续取决于合规重审结果。

三是借壳规避的反噬与关联制裁风险。以第三国壳公司隐瞒中国实体身份获取访问，本身构成规避与虚假陈述的独立违法。一旦暴露，提供方立即终止服务，相关主体还可能被列入实体清单或受到拒绝令——受限的将不限于算力租赁，集团整体的美系软硬件采购、美元结算与金融服务都可能受牵连。可见，形式上的借壳不仅不能隔离风险，反而放大了下游后果。

此外，提供方会将 KYC 与许可不确定性转嫁为更高价格、更严条款与更长交付周期；而可替代的不含美受控芯片的第三国算力供给有限，租用人的议价能力与供给稳定性同步下降。

（一）租用前问清三件事

算力在哪里：云商及数据中心的注册地与所在国；底层芯片是什么：原产地与受控分类，是否属于3A090、4A090一类高性能物项；合同链条几层：是否存在转租与中间商。这样做的目的，是先确定自己是否受影响、受多大影响，再谈价格与供给。

（二）针对前述断供与溯及风险，把管制风险写进合同

核心条款包括：对最终用户身份与使用用途的陈述与保证；管制状态变化时的通知义务；许可被拒或新规生效时的中止、退出与退款安排，以及数据迁移的过渡期与费用结算；管制事件与不可抗力的区分；审计与日志配合。作用在于：一旦法案生效或许可被拒，企业有退出和救济的合同依据，已投入的训练安排与预付费用不至于全部沉没；存量租约也应对照这份清单补强。

（三）建立台账，跟踪立法

台账记录租用物项、所在数据中心、使用人员与合同期限；同时跟踪NDAA进程与BIS细则。作用在于：法案生效前与生效后是两套预案，台账是切换的基础；将来与云商重新谈存量合同，它也是第一手材料。

RASA法案留有几个待解变量：参众两院版本的定义差异如何收敛；BIS细则如何划定许可范围、尽职调查与报告义务；条文中"外国人"定义很宽，盟国企业是否实际受影响。另需提示的是，众议院通过版本未设祖父条款，亦无既有协议豁免，存量租约存在被新规溯及适用的风险，企业应在合同与台账中预先留痕，为可能的过渡与重谈留出余地。本系列将持续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