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办律师：上海办公室  柏洋

原告公司在一审法院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告客户公司起诉主张解除技术委托开发合同，退还全部已支付合同款项并赔偿全部已支出费用，理由是被告客户公司严重超出合同约定开发时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性违约。但是，被告客户公司答辩，原告公司诉讼主张不成立，反而技术委托开发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系原告公司仅仅通过技术转让合同取得了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合同权利，但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合同义务，特别是合同款项支付义务，仍由原告公司的关联方案外第三人公司承担，而该案外第三人公司擅自简易注销了，并未通知被告客户公司。

在原告公司起诉被告客户公司后，被告客户公司方才得知该案外第三人公司擅自简易注销的事实情况，并依据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约定向该案外第三人公司发送解约律师函，并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向该案外第三人公司的股东提起诉讼，主张解除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由该案外第三人公司的股东依据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约定向被告客户公司支付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约定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合同款项及其他已产生的研发生产成本。

（一）争议焦点

焦点一：合同解除时间和合同解除原因

焦点二：合同解除后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主要难点

难点一：合同解除时间是原告公司向被告客户公司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时，还是被告客户公司向该案外第三人公司的股东发送的律师函送达之时？

难点二：合同解除原因是合意解除，还是被告客户公司向该案外第三人公司起诉主张违约解除？

难点三：合同解除后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什么？

1.关于合同解除时间，需要判断被告客户公司是何时知晓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合同义务承担方，即该案外第三人公司，简易注销了？原告公司主张通过微信告知被告客户公司的本项目事务联系人，即可认定被告客户公司已知晓该案外第三人公司简易注销情况，但是，被告客户公司明确否认并主张被告客户公司的事务联系人不具有代表被告客户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代表权或代理权，被告客户公司的事务联系人被告知并不代表被告客户公司知晓了该案外第三人公司的简易注销情况。因此，本案仍应当以被告客户公司向该案外第三人公司发送的律师函送达之时为准，确定为技术委托开发合同解除之时。

2.关于合同解除原因，原告公司主张被告客户公司严重违反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约定开发时间，系被告客户公司严重违约导致合同解除，但是，被告客户公司主张系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合同义务承担方未经通知擅自简易注销导致合同解除。

3.关于合同解除后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原告公司主张被告客户公司严重违约，被告客户公司应退还全部已支付合同款项并赔偿全部已支出费用，被告客户公司主张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之补充协议签署后，原告公司与被告客户公司之间已经由技术委托开发合同法律关系转变为合作联营关系，由被告客户公司来替代原告公司的地位，自主推动本项目开发，原告公司已经退出本项目委托开发人的地位，无权主张违约责任。并且，在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约定的参比制剂列入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的申请被暂停审议，合同约定的有参比制剂的开发途径暂时无法走通的情况下，被告客户公司依据新发布的无参比制剂政策，积极推动本技术委托开发合同走通无参比制剂的开发途径，本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也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反而是，该案外第三人公司未经通知擅自简易注销，被告客户公司可依约向该案外第三人公司的股东主张解除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由该案外第三人公司的股东依据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约定向被告客户公司支付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约定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合同款项及其他已产生的研发生产成本。

1.关于合同解除时间，二审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客户公司的事务联系人具有代表被告客户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代表权或代理权，因此，被告客户公司向案外第三人公司发送解约律师函并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解除权行使的一年除斥期间，应以原告公司在一审法院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客户公司之时为准，为技术委托开发合同合意解除之时。

2.关于合同解除原因，二审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之补充协议签署后，原告公司与被告客户公司之间已经由技术委托开发合同法律关系转变为合作联营关系，由被告客户公司来替代原告公司的地位，自主推动本项目开发，原告公司已经退出本项目委托开发人的地位，无权主张违约责任。但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被告客户公司主张的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合同义务承担方未经通知擅自简易注销导致合同解除也不成立，理由是案外第三人公司的简易注销事实情况已经告知过被告客户公司，被告客户公司仍然在与原告公司继续沟通和推进技术委托开发合同。在此情况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约定的参比制剂迟迟无法列入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这一政策变化原因，主要系客观因素所致。

3.关于合同解除后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二审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公司与被告客户公司系合意解除技术委托开发合同，需要综合考虑合同解除原因以及双方违约情形。在本案中，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约定的参比制剂无法列入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这一政策变化原因是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但对于参比制剂的推荐和选择，被告客户公司是负有技术主导作用的，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被告客户公司需要退还60%的已支付合同款项。但是，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之补充协议签署后，双方已变更为合作联营关系，补充协议签署之前的采购成本按照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约定由原告公司承担，但补充协议签署之后的研发成本由被告客户公司承担。因此，原告公司主张的其他已支出费用由其自行承担，被告客户公司无需赔偿。

为技术受托开发方确立的三道“防火墙”

1.确立了补充协议可构成法律关系根本性变更的裁判规则

这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价值。法院认定，双方签署的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之补充协议不仅仅是原合同的补充，而是通过变更付款条件、费用承担主体、收益分配模式及上市许可持有人身份，实质性将“技术委托开发关系”变更为“合作联营关系”。

对行业的价值：在药品研发这类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研发进展常遇客观障碍，双方需要通过补充协议调整合作模式。本案判决意味着，只要补充协议的内容实质改变了“风险承担结构”（如受托开发方垫付费用、共享未来收益），法院就可能认定双方已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法律关系，从而阻却委托方依据原合同追究受托开发方“逾期”等违约责任。这对技术方是极大的保护。

2.确立了“补充协议的签署可视为对历史履行的清算”的裁判规则

法院认定，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未约定前期违约责任的清理问题，应视为双方已同意各不追究。

对行业的价值：这一认定堵死了委托方“秋后算账”的路径。在实践中，当项目遇到困难时，双方往往聚焦于“接下来怎么办”，而忽略对“过去谁有过错”的书面确认。本案判决意味着，只要双方坐下来签订了新的合作文件，就可能被推定为对历史问题的“一揽子和解”。这给了技术方极大的谈判空间——当技术受托开发方同意垫付费用、承担更多风险时，可以主张委托方已默示放弃了追究历史责任的权利。

3.确立了“政策风险与技术过错”的区分标准，并将举证责任合理分配

法院明确指出，参比制剂能否列入名录，属于行政审批的范畴，存在政策因素，不能直接证明受托开发方的研究成果存在根本性缺陷。

对行业的价值：在医药研发领域，很多项目的受阻确实源于政策变化（如参比制剂政策、审评尺度变化等），而非受托开发方的技术能力问题。本案判决确立了“客观风险不由受托开发方单方承担”的原则，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主张“受托开发方有过错”的一方。对方未能证明受托开发方研究成果存在“根本性缺陷”，这是其索赔失败的关键。

（一）经验总结

1.证据链的精心构建：证明了“技术路径的科学合理性”

本案的核心风险在于“参比制剂选择”。原告公司咬定被告客户公司“选择错误”，试图将其定性为“技术过错”。

①开题报告的完整呈现：我方提交了《右美沙芬愈创甘油醚糖浆开题报告》，证明我方在选择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约定的参比制剂时，进行了充分的国内外上市情况调研，符合当时政策法规（首选国内上市原研产品）的要求。

②共同决策的证据固定：我方提交了对方盖章出具的《参比制剂遴选申请材料》，证明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约定的参比制剂是其共同确认的选择。这成功将责任从“单方过错”转化为“共同决策”。

③政策变化的客观证据：我方提交了国家药监局关于无参比制剂品种的最新政策公告，证明项目后续可以走通的“无参比制剂路径”是2023年10月才出现的新政策，而非我方此前不作为。

心得：在技术开发合同纠纷中，“技术选择是否错误”往往是最激烈的战场。作为受托开发方，必须保留好技术选择的论证过程、双方的确认记录。只要选择在当时具有科学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即使最终结果不达预期，也不构成“技术过错”。

2.诉讼策略的精准定位：放弃“零返还”，争取“合理成本扣除”

在一审阶段，我方就预判到：在项目确实未能成功的情况下，要求“完全不返还”几乎不可能。因此，我方调整了策略——不纠缠于“是否违约”，而是聚焦于“成本已经发生”和“风险应当共担”。

我方提交了研发成本明细（284万余元），证明我方实际投入已远超对方支付的170万元。虽然法院未完全采信该明细的具体金额，但这一主张成功影响了法官的自由心证——法官在判决中两次提到“开发方支出的开发成本在无根本性过错时可予以适当考虑”，并最终将返还比例确定为60%，而非全额返还。

心得：诉讼不是非黑即白的博弈。当事实对我方不完全有利时，放弃“全胜”幻想，争取“止损”才是理性选择。

3.对“合同解除权”的程序性抗辩

对方主张其有权解除技术委开发合同并要求我方承担违约责任。我方另案起诉主张因案外第三人公司简易注销而解除技术委托开发合同。

二审法院认定：我方在2023年5月已知悉案外第三人公司建议注销，但直到2024年8月才发出解除通知，超过一年除斥期间，解除权已消灭。

该通知成功将合同解除的性质从“单方解除”转化为“合意解除”，但这也暴露了我方在程序应对上的一个失误——权利要及时行使。

（二）实务心得

1.合同管理的“三个关键条款”

从本案教训出发，未来技术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应明确约定：

① “历史问题清算条款”：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增加一条：“双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原合同项下不存在任何未解决的违约争议，双方互不追究原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任何违约责任。”——这样可以彻底封堵对方“秋后算账”的路径。

② “政策风险分配条款”：明确约定，因国家药品监管政策、审评标准、参比制剂目录调整等客观原因导致项目延迟或失败的，不视为受托开发方违约，已支付费用不予退还，或按比例扣除已发生成本后退还。

2.证据意识的“三个坚持”

①坚持书面确认：所有重要技术决策（如参比制剂选择、研发路径调整），无论口头沟通多少次，都要通过邮件、会议纪要等方式请对方书面确认。本案中，对方盖章的《参比制剂遴选申请材料》就是我方的“护身符”。

②坚持过程留痕：研发过程中的小试报告、中试报告、问题沟通记录，都要完整保存。对方曾提出“小试成果存在问题”，但由于我方保留了完整的交接记录和问题回复，成功证明了问题已在后续沟通中解决。

③坚持及时催告与回复：对于对方的任何质疑或要求，应在合理期限内回复。本案中，对方主张我方“单方中止研发”，但我方提交的证据显示，我方一直在推进项目（提交参比制剂申请、沟通无参比制剂路径、参加药审中心沟通会），成功证明了“积极作为”。

3.应对合同主体变更的“合规操作”

本案一个教训是案外第三人公司未经我方同意即注销，并签署技术转让合同拟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公司。在本案中，二审法院最终认定以微信告知我方的事务联系人的形式确认被告客户公司以实际行为知晓了这一案外第三人公司的简易注销事实情况，导致被告客户公司在超出一年除斥期间后方才主张解除权。

未来做法：当任何项目人员知悉合同相对方发生合并、分立、注销或转让权利义务时，应立即向上级或者法务部门反馈该事实情况，以便尽快作出相应的书面确认或者其他合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