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办律师：上海办公室  倪钟琪  朱飞翔

女方因男方工作发展辞去国企稳定工作，随男方赴上海生活，后因生育子女成为家庭主妇，重新就业后薪资大幅下降。双方2017年登记结婚，2020年生育一女，2022年6月起分居，此前女方曾首次提起离婚诉讼，经法院调解不离婚，但男方庭后未履行抚养费支付等承诺。2023年11月，男方作为原告向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主张婚生女抚养权并要求平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女方委托我方应诉。

女方因长期处于家庭生活中，对男方的实际收入、名下财产状况完全不知情，属于典型的离婚诉讼中财产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我方代理后，女方明确核心诉求：婚生女由其抚养，男方按实际收入的20%-25%支付抚养费，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主张男方存在隐匿、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予以少分或不分。本案审理中，法院适用2023年1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向双方签发《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成为本案突破财产线索缺失困境的关键。

1.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界定与分割比例；

2.婚生女抚养权归属与抚养费数额确定。

对于财产分割，我方提出分阶分割主张：男方首次如实申报财产按50%分割，法庭要求后补充申报部分按60%分割，我方通过调查令调取的未申报部分按70%分割，转移、挥霍财产部分按70%分割。该主张结合《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及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既符合“照顾子女、女方及无过错方权益”原则，也契合不实申报的法律后果。

对于抚养权与抚养费，我方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原则，举证孩子长期由女方抚养、对母亲形成深度依赖，同时通过财产申报及调查令确定男方上年度年总税后收入近50万余元，主张按其收入20%-25%支付抚养费。

本案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后，上海地区适用夫妻共同财产申报制度的离婚纠纷，核心难点在于弱势方财产信息严重缺失，同时男方存在多次不实申报、大额取现转移财产、伪造借贷关系等行为，财产线索梳理与转移行为认定难度大。

我方代理律师接受委托后，通过梳理首次离婚诉讼案卷材料、与女方深度沟通核实财产线索、研究新法规司法适用要点，确定以《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为核心抓手的诉讼策略，分三步实现弱势方的诉讼破局：

1.程序启动：主动申请申报令，划定财产申报法定边界

针对女方对男方财产完全不知情的现状，我方第一时间向法院提交《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申请，虽法官初期未直接同意，但经过第一次开庭，明确双方均有离婚意愿后发出了申报令。我方也向女方释明“应报尽报”原则，指导其如实申报名下全部财产及个人财产，形成与男方后续不实申报的鲜明对比，为后续诉讼奠定程序基础。

2.线索深挖：针对不实申报，层层申请调查令核实财产

男方首次申报仅列明共同房产及一张非工资卡、一笔理财，明显存在隐匿财产行为。我方根据女方掌握的男方工资卡等少量线索，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要求查询男方名下多家银行账户、支付宝、微信、公积金、证券账户、个人养老金等信息。后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后，法院起初并未签发调查令，法官与男方再次沟通后，男方第二次递交补充申报材料。面对男方的补充申报，我方对其提交的500多页银行流水进行精细化梳理，提炼出工资收入、大额取现、亲属交易、保险、不合理消费等十项财产线索，发现其仍存在未申报银行卡、ATM大额取现68万余元、向父母转账45万余元、单笔超4000元不合理消费13万余元等事实。针对未申报的银行卡等财产信息，最终通过调查令方式，进行了调取。

3.事实举证：击破男方辩解，认定财产转移与挥霍行为

男方对大额取现辩称用于“还款”“日常消费”，对向亲属转账辩称“归还借款”“赡养父母”，并提交与朋友、哥哥的借条试图伪造夫妻共同债务。我方通过对比男方 2023年前后消费及取款习惯，指出其陈述矛盾点：如“年利率24%的借款”无银行流水佐证、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短期内高价烟酒、保健品消费无真实票据支撑，且补开票据无法证明钱款去向；向父母大额转账未与女方协商，且赡养开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同时，我方提交女方及家人抚养孩子的证据、孩子就医消费记录、男方探视孩子的形式化证据等，打破男方的此前庭审良好的形象滤镜，还原其未履行家庭义务、刻意转移财产的真实情况。

判决书法院支持了婚生女随我方当事人即女方共同生活，并要求男方补付2023年5月至9月的抚养费，同时支付每月8000元抚养费，给予了男方每月两次的探视权。对于财产分割上，除去女方需要给付男方共同房屋折价款，男方还需支付女方财产折价款共计56余万。具体来说，共同房屋女方占55%，男方第一次申报的财产按照50%，男方延迟申报的财产支持女方获得65%，男方每月固定通过ATM取现的部分支持66%，男方恶意挥霍财产支持30%，男方转给其父母除去每月8000元的生活费后，支持61%给女方。男方后未上诉，案件生效。

本案是新《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夫妻共同财产申报制度司法适用的典型范例，为离婚诉讼中财产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维权提供了清晰的实务路径，其典型意义体现在三方面：

1.明确了财产申报制度的实务适用方法

离婚诉讼中，弱势方可主动向法院申请《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即使初始线索缺失，亦可通过申报令的法定约束力，倒逼对方申报财产，再针对不实申报内容，结合调查令制度层层深挖财产线索，实现从“信息被动”到“证据主动”的转变。同时，本案明确了财产申报的“应报尽报”原则，任何一方不得以“不要求分割”“忘记申报”等理由规避申报义务。

2.确立了不实申报的分阶分割裁判思路

法院在本案中采纳了我方的分阶分割主张，根据男方申报的主动性、及时性，对首次申报、补充申报、调查取证发现的未申报财产作出不同比例的分割判决，同时对转移、挥霍财产部分进一步倾斜保护弱势方，为同类案件中不实申报的财产分割提供了司法参考，强化了不实申报的法律后果。

3.强化了离婚诉讼中弱势方的权益保护

针对离婚案件中常见的“财产隐匿”等问题，本案明确法院应结合客观证据链作出判断，而非受一方形象影响；同时，对于因承担较多家庭义务而导致财产信息不对称的女方，法院通过财产分割的倾斜性判决，间接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实现了《民法典》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衔接适用。

本案的核心亮点在于精准运用新法规制度，实现程序突破与实体维权的双重效果，具体体现为：

1.以申报令破解财产信息不对称难题

依托新《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确立的夫妻共同财产申报，将男方的财产申报行为纳入法定框架，使其隐匿财产的行为从“无约束”变为“有代价”，为弱势方提供了法定的财产线索获取途径，弥补了传统离婚诉讼中弱势方举证难的痛点。

2.以精细化证据梳理击破财产转移辩解

对男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借条、消费票据等证据进行逐笔核查，通过对比行为习惯、找出言辞矛盾、核实证据真实性，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成功说服法院认定男方的大额取现、不合理消费、大额亲属转账构成财产转移与挥霍，突破了离婚案件中财产转移认定难的司法困境。